五十年之後,華人教會往哪裏去?——從「世界華人福音會議」看全球華人教會的轉變和未來

五十年之後,華人教會往哪裏去?——從「世界華人福音會議」看全球華人教會的轉變和未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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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年之後,華人教會往哪裏去?——從「世界華人福音會議」看全球華人教會的轉變和未來(作者:蔡錦圖)

先說一句,我從來沒有參與「世界華人福音會議」(簡稱「華福」),我也不是華人教會的領袖,華福眾領導應該沒有人認識我。然而,從第一屆開始,我都詳閱了歷屆華福的會議記錄。以一個只懂「讀死書」的小人物角度,我想寫一篇短文,略述對華福這五十年來歷史的看法,以及表達對華人教會前景的期待與憂慮。

(一)始於五十年前

1974年,第一屆世界福音宣教大會在瑞士洛桑舉行。來自世界各地的六十多位華人教會領袖在大會期間相聚,逐漸形成一個共同的異象:「華人教會,天下一心;廣傳福音,直到主臨。」兩年之後,1976年8月,第一屆「世界華人福音會議」在香港九龍城浸信會舉行,約有一千六百位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華人基督徒代表參與。世界華人福音運動,也由此逐漸形成一個連結全球華人教會的重要網絡。

當時福音派在華人教會仍然是小眾,故此這次會議的參與人數,大概會超出舉辦者的意料之外。然而,如果把這件事放回二十世紀華人教會史中,它的意義其實相當深遠。

十九世紀以來,中國基督教歷史的一個主要問題是:福音如何來到中國?從馬禮遜開始,大量西方宣教士進入中國,建立教會、學校、醫院、神學教育和文字事工。到了二十世紀,中國教會開始愈來愈強烈地思考另一個問題:基督教如何不再只是「洋教」,而真正成為中國人的教會?

然而,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,另一個轉變正在發生:海外華人教會成為中國教會的主流。

在二十世紀中葉,大量華人已經散居香港、台灣、東南亞、北美、澳洲及世界不同地方,華人教會也不再只存在於「中國」這個地理範圍之內。於是問題進一步變成:華人教會如何從接受宣教的一方,逐漸成為承擔普世宣教的一方?

在1976年舉行的華福大會,正好可以被看成這個轉變的重要歷史標記。

在這個過程中,華人不再只是西方宣教運動中的「宣教對象」,華人教會開始意識到自己也是普世宣教的參與者。世界華福中心此後以「僕人、橋梁、先知」作為自己的角色定位,嘗試跨越地域、宗派、文化與世代,連結世界各地華人教會,共同承擔宣教使命。華福大會原則上每五年舉行一次,而華福運動也逐漸發展出宣教、門徒培育、職場、科技、青年及未得之民等不同事工。2011年以後,更逐步強調「整全福音」與「門徒生活操練」。

(二)五十年過去了

今年2026年,華福運動剛好走過五十年。根據網上資料,第十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於7月20至24日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舉行,主題是「時代聆聽,與神共創」,約有一千八百人參與。會前資料顯示,參加者來自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和地區,除了牧者,也包括宣教士、機構領袖、神學教育工作者和職場領袖,其中約15%是35歲以下的年輕一代。

然而,這五十年間,普世華人教會本身也經歷了巨大的轉變。昔日談海外華人教會,較多想到香港、台灣、東南亞和北美等地。今天,隨着全球人口流動、移居、留學和新一波華人流散,華人教會已遍布歐洲、大洋洲、日本,以至非洲、中東等不同地區。

與此同時,「華人」也不再是一個容易界定的群體:來自中國大陸、香港、台灣、東南亞的華人,各有不同的歷史記憶、文化背景和語言習慣。在海外成長的第二、第三代,甚至未必以中文作為主要語言。加上近年世界政治局勢、地域認同、世代差異、教會領袖更替,以及傳統宗派和新興教會形態的轉變,今天所謂的「普世華人教會」,其實已經是一個跨地域、跨文化、跨語言、跨世代,而且內部高度多元的信仰群體。

從另一角度看,華人教會在普世基督教中的位置也已經改變。五十年前,華福所強調的一個重要突破,是華人教會不能永遠只是接受西方宣教的對象,而應當自己承擔普世宣教的責任。到了今天,不少華人教會和差傳機構已經參與跨文化宣教、神學教育、植堂和國際合作。問題因而不再只是「華人能否參與普世宣教」,而進一步成為:當華人教會已經成為普世教會的一部分,我們應當以甚麼身分、帶着甚麼恩賜,又以怎樣的姿態與其他民族的教會同行?

從眾多些數據顯示,華福仍然具有相當強大的全球連結能力。但經過五十年之後,真正值得我們思想的,可能不是華福能否繼續舉辦另一屆大型會議,而是:1976年所理解的「華人教會」,到了2026年,還是不是同一回事?

(三)「華人教會」到底是甚麼?

第一代華福運動所面對的世界,與今天已經很不一樣。1970年代談「華人教會」,即使散居世界各地,人們大概仍然可以想像一個具有某種共同文化記憶、以中文為主要溝通媒介,並且對「華人」身分有相當認同的信仰群體。因此,「華人教會,天下一心」不但表達了一個宣教異象,也預設了「華人教會」是一個可以辨認、可以聯結的群體。

五十年後,這個前提卻愈來愈需要重新思考,以致「華人教會」是首要重新定義的一個用語(我不清楚華福如何定義「華人教會」,難以作出評論)。

以我在歐洲所見為例,一個在英國出生、不懂中文的第三代華裔基督徒,究竟是不是「華人教會」的一部分?我在德國認識不少敬虔的中德家庭,但他們的子女是華人教會的一員嗎?今天一間由香港移居者建立的教會,二十年後若主要以英語聚會,甚至有愈來愈多非華人參與,它仍然是一間「華人教會」嗎?來自中國大陸、香港、台灣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,雖然都可以被稱為「華人」,但他們的語言、文化、歷史記憶、政治經驗、社會處境,以至對教會和信仰的理解,都可能相當不同。「華人」這個名稱,是否仍足以承載如此多元的教會經驗?

問題甚至可以再推前一步:我們究竟是因為甚麼而需要一個「華福運動」?如果答案主要是血緣、語言和文化,那麼隨着第二、第三代逐漸融入所在地社會,這個共同基礎勢必愈來愈薄弱;但如果答案是共同的福音使命,我們又必須追問:為甚麼這個使命仍然需要以「華人」作為主要的聯結界線?當華人教會不斷強調「華人」的共同身分時,我們會否在不知不覺間,把原本為了跨越地域和宗派界線而產生的華福運動,重新變成另一種以族群為界線的教會網絡?

這並不是說「華人」身分已經不再重要。恰恰相反,華人教會有自己的歷史記憶、文化資源、受苦經驗和宣教恩賜,這些都值得帶進普世教會。但真正的問題是:今天的「華人」定義是甚麼,而且究竟這是我們最終要守住的身分,還是上帝在一段歷史中交給我們、使我們可以服侍更廣大世界的一份恩賜?

因此,今天華福所要連結的,已經不再只是「散居世界各地、說着不同方言的華人教會」,而是一個跨地域、跨文化、跨語言、跨世代,甚至對「華人」身分本身都有不同理解的全球基督徒群體。這意味着華福未來的挑戰,可能不只是如何把更多華人連結起來,而是如何幫助華人教會學習跨越自己(雖然「跨越自己」也許是最艱難的一關)。

如此,「華人教會,天下一心」這句話也許需要重新理解。

如果「一心」意味着共同的文化、共同的語言、共同的政治立場,甚至共同的教會模式,那麼這個理想恐怕只會愈來愈遙遠(抱歉我見得太多不同背景的華人教會難以共融的情況)。但如果「一心」所指的,是一群背景愈來愈不同的人,仍然願意以基督為中心,以福音為共同身分,以神的使命為共同方向,那麼五十年前的這句話,不但沒有過時,反而需要在今天被重新發現。

也許到了下一個五十年,華福最重要的問題已經不再只是:「怎樣使天下的華人教會一心?」而是:「華人教會如何在基督裏成為一體,又如何跨越『華人』本身,成為普世教會的一部分?」

(四)第二代會留下來嗎?

可是,一個愈來愈不能迴避的問題,就是下一代。我是一個少年人的父親,我的孩子人生一半以上是在海外生活,難免更關心這問題。

從會議報導可見,華福也注意到世代差異與青年流失是今日華人教會面對的重要挑戰,第十屆大會更刻意採用華語和英語雙語模式,希望跨越世代、語言與文化之間的距離。這些努力固然重要,但問題恐怕比「聚會應該使用中文還是英文」更加深刻。

我們常常問:為甚麼第二代離開華人教會?然而,也許更值得問的是:我們所建立的「華人教會」,從一開始是否真正預備了位置,讓第二代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語言、文化和生命經驗來理解及活出信仰?

許多海外華人教會都是由第一代移居者建立的。對第一代而言,教會不只是敬拜和信仰群體,也是保存語言、文化、人際網絡和集體記憶的重要地方。因此,信仰與文化往往自然地交織在一起:我們用熟悉的語言唱詩、讀經、講道,以熟悉的人際方式相處,也用自己成長的文化來理解甚麼叫「好的基督徒」和「好的教會」。這一切對第一代而言十分自然,但對在另一個社會成長的下一代來說,卻未必同樣自然。

於是,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出現了:當我們說希望下一代「承傳信仰」時,我們真正希望他們承傳的是甚麼?是中文?是華人的家庭倫理?是第一代熟悉的敬拜形式?是某種教會權威模式?是我們對事奉、順服和屬靈生命的理解?還是耶穌基督的福音?

當然,這並不是要把「文化」與「福音」簡單地對立起來。基督教從來沒有脫離文化而存在,信仰也總是透過語言、家庭、禮儀和群體生活被傳承。華人文化中也有許多珍貴的資源,可以豐富基督徒對家庭、群體、忠誠、犧牲和彼此承擔的理解。真正需要警醒的,是我們會否在不知不覺間,把承載福音的文化器皿,當成了福音本身。

如果華人基督教的傳承最終依賴中文,那麼當下一代不再以中文作為主要語言時,信仰是否也必然隨之失去?如果一個第二代華裔基督徒不再參加華語教會,卻在一間本地多族裔教會中忠心跟從基督、服侍和承擔使命,我們應該說他「離開了教會」,還是應該承認:他其實沒有離開基督的教會,只是離開了我們所熟悉的「華人教會」?

然而,這個分別非常重要。因為我們有時所憂慮的「下一代流失」,可能包含兩種完全不同的事情:一種是真正離開基督信仰;另一種,卻只是離開第一代所建立的華人教會模式。如果我們把兩者混為一談,就可能把「留在華人教會」錯誤地等同於「持守信仰」。

問題還可以再推深一層。即使下一代仍然留在華人教會,他們究竟是教會真正的一部分,還只是第一代教會旁邊的一個英文事工(淺見認為,今天海外華人教會的英語事工從來不是教會事工的主導,這已是一個問題)?不少海外華人教會都有英文堂、青年團契和第二代事工,但教會真正的決策、資源分配、領袖結構和異象方向,是否仍主要掌握在第一代手中?如果第二代只能在我們預先劃定的空間裏「參與」,卻不能真正塑造教會的未來,那麼我們所談的可能仍然不是信仰的「傳承」,而只是希望下一代繼續維持上一代建立的教會。

因此,真正的世代傳承,也許不是問:「我們怎樣使下一代留下來?」而應該問:「我們是否願意把教會交給下一代,讓他們在忠於福音的前提下,建立一間可能不再像我們所熟悉的教會?」

這對華福同樣是一個重要挑戰。如果未來全球華人基督教的第二、第三代愈來愈以英語、德語、法語或其他所在地語言生活,那麼華福所要連結的「下一代」,便不能只是把青年人邀請進第一代建立的平台,而是需要讓他們真正參與重新定義:下一個五十年的「華人基督教」究竟是甚麼。

也許,華人教會真正成功的信仰傳承,最後不一定是下一代仍然說我們的語言、唱我們的詩歌、維持我們建立的教會形式;而是有一天,即使他們所建立的教會已經與我們十分不同,我們仍然能夠在其中認出同一位基督、同一個福音和同一個使命。

(五)從「華人宣教」走向「普世教會」

再一次也是一個淺見,也許是華福走過五十年之後最需要面對的問題:華人教會究竟為甚麼需要成為「華人教會」?

五十年前,強調「華人教會」的主體性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。近代中國基督教長期活在西方宣教運動的影響之下,華人往往被理解為福音和宣教的「接受者」。因此,當1976年的華福高舉「華人教會,天下一心;廣傳福音,直到主臨」,它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句宣教口號,而是一種身分的轉變:華人教會不再只是等待別人把福音帶給我們,而開始意識到自己也是上帝普世使命的參與者和承擔者。這是華福運動非常重要的歷史貢獻。

然而,五十年後,當華人教會已經遍布世界各地,華人宣教士走進不同文化,華人差傳機構、神學院和教會網絡也逐漸成熟,我們也許需要再向前走一步。因為一個曾經十分重要的身分,在成功建立之後,也可能成為新的界線,阻礙我們往前走多一步。

我們需要問:華人教會成熟的標誌,究竟是建立一個愈來愈龐大、愈來愈有能力的「全球華人基督教」,還是有一天,我們不再需要不斷證明「華人也可以宣教」,而能夠帶着自己的歷史、文化、神學反省和屬靈恩賜,自然地進入普世教會,與不同民族的基督徒一起承擔上帝的使命?

這兩者看起來很接近,其實並不完全相同。

如果我們不小心,「從西方宣教走向華人宣教」可能只是把宣教的主體換了:從「西方教會把福音帶給別人」,變成「華人教會把福音帶給別人」。我們可能建立自己的差傳機構、差派自己的宣教士、發展自己的神學教育和全球網絡,卻仍然沿用一種由中心向邊緣、由給予者向接受者流動的宣教想像。

如果只是把昔日西方宣教的「西方」換成「華人」,我們是否真的已經走出舊有的宣教模式?更且,許多批評西方宣教的說話(不論正確與否),也似乎即要由華人教會來承受。

也許真正成熟的普世宣教,需要的不只是「我們可以給別人甚麼」,而是學習問:「上帝已經在別人中間做了甚麼?我們可以從他們領受甚麼?」因此,今天華福開始以思想不同處境教會之間的關係,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轉變。普世教會不是一群強者把自己擁有的東西送給弱者,而是不同地方、不同文化、不同歷史經驗的教會,帶着上帝所賜予自己的恩賜彼此相遇:我們給予,也接受;我們差遣,也被差遣;我們教導別人,也讓別人改變我們。

這也把我們帶到一個更深的教會論問題。如果《啟示錄》所描繪的終末群體,是「各邦國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語言」的人一同站在羔羊面前,那麼任何民族教會的身分,包括「華人教會」,都不可能成為教會最終的身分。華人的歷史、文化、語言和經驗並不因此變得不重要;相反,它們可以成為上帝交給華人教會、讓我們帶進普世教會的一份獨特禮物。但禮物的目的不是證明自己有多特別,而是拿出來與別人分享。

華福未來的使命,是把「華人教會」連結得更加牢固,還是藉着這份連結,幫助華人教會最終學習跨越自己?也許兩者並不矛盾。真正的連結從來不是為了把自己圍得更緊,而是使我們有力量向外走;真正的身分也不是為了把自己與別人區分,而是讓我們知道自己可以帶着甚麼進入上帝更大的家。

這些問題當然沒有簡單的答案,而華福五十年的價值,也不在於它已經為全球華人教會回答了所有問題。也許它更重要的角色,是繼續提供一個空間,讓來自不同地方、不同世代和不同文化的華人基督徒能夠共同聆聽、彼此對話,並在快速改變的世界中重新辨識上帝的使命。

如此看來,華福下一個五十年所面對的問題,可能已經不只是:「如何把全球華人教會連結得更緊密?」而是:「我們為甚麼要連結?」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華人基督教網絡?是為了保存逐漸變得模糊的華人基督徒身分?是為了動員更多華人參與宣教?還是為了使散居世界各地、具有不同文化和歷史經驗的華人教會,彼此幫助,最終更忠心地參與上帝對整個世界的使命?

如果是最後一個答案,那麼華福最大的成功,也是我深切的期待:有一天可以表現在它能夠幫助華人教會跨越「華人教會」本身。

[我在1976年相信耶穌,今年剛好五十年。我大概沒有另一個五十年可活,但期待華人教會與普世教會一起努力,在跟著的歲月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使命,祝福這個世界。]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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