進入另一女子的人生

進入另一女子的人生（作者：蔡錦圖）

［上圖是尚-法蘭索瓦・米勒（Jean-François Millet）的作品，畫名是《拾穗者》（Des glaneuses），完成於1857 年，現藏巴黎奧賽博物館。這是巴比松畫派（École de Barbizon）的代表作之一，描繪三位農婦在收割後的田地裡彎腰拾取麥穗，常被拿來與《路得記》中「拾穗」的背景作對照。］

《以斯帖記》和《路得記》是聖經中少數以女性名字作為書名、並以她們的行動與抉擇推動整個救恩敘事的書卷。然而，這兩位女性所處的社會位置，卻幾乎站在光譜的兩端。以斯帖身處波斯帝國權力的核心，是王后，活在宮廷的制度與危機之中；路得則來自被以色列人長久標記為「他者」的摩押，是一位喪夫、無兒無女、寄人籬下的外邦寡婦，只能靠在田間拾穗維生——用廣東話說，就是靠「執紙皮」度日。

正因如此，聖經對她們的高度肯定顯得格外震撼。這並非因為她們擁有相同的資源、地位或影響力，而是因為她們在各自極不對等的處境中，選擇了忠誠、勇氣與對他人的承擔。若說《以斯帖記》讓我們看見在權力結構中如何辨識並回應神隱而未顯的作為，那麼《路得記》則讓我們在日常生存的縫隙裡，看見慈愛（ḥesed）如何悄然改寫人的命運。

我對這兩卷書一直懷著深深的欣賞，但若要說哪一卷更貼近我近年的思考與事奉處境，則非《路得記》莫屬。這是一卷在平凡而艱難的生活選擇中，慢慢鋪展出救贖的軌跡。路得既不被忽視，也不被浪漫化，她的信心不是口號，而是一步一步走在田間，每天拾穗度日的實踐。

《路得記》固然是一卷以女性為敘事主軸的書卷，但若僅止於此，仍不足以窮盡它的神學深度。在我看來，這卷短小卻結構精緻的文本，至少在三個層面上展現出令人驚訝、甚至顛覆既有閱讀習慣的特質，也正是這些特質，使《路得記》成為一卷值得反覆細讀、並不斷重新詮釋的經典。

首先，《路得記》的主角是一位摩押女子，而摩押在舊約傳統中，向來不是一個中性的族群標記。從族源敘事、歷史衝突到律法規定，摩押長期被置於以色列群體的邊緣，甚至成為被排斥、被防備的對象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，《路得記》選擇讓一位摩押人不只是進入以色列的故事，更成為救恩歷史關鍵鏈條中的一環，這本身已構成一種深刻的敘事張力。我在注釋書中，期待可以全面檢視摩押在聖經中的歷史形象，並探討《路得記》如何在不否認既有張力的前提下，重新塑造「他者」的位置。這一反思也自然引伸我對民族主義的神學省思——當民族的身分、血統與界線被過度神聖化時，信仰是否仍能容許慈愛與忠誠跨越既定的界線？

其次，《路得記》是整本聖經中唯一一卷以完整敘事篇幅，具體呈現「親屬救贖者」（gōʾēl）制度如何在現實生活中運作的書卷。這並非一條廣為人知、也非經常被實踐的律法條例，甚至在其他經文中多半僅以零星方式被提及。然而，《路得記》卻以一整卷書的敘事，耐心描繪這條律法如何在具體處境中被理解、協商、實踐，並最終成為修補破碎生命的工具。透過這樣的敘事安排，律法不再只是抽象的規範，而是承載慈愛、責任與公共倫理的結構。本書嘗試提出許多人對法律的錯誤理解，並不符合聖經的精神，而且指出，《路得記》所呈現的，才是律法的核心意義——不是排除，而是保護；不是壓迫，而是為弱者保留生存與未來的可能。

第三，與不少從單一女性主義視角出發、強調女性自主與男性角色退場的詮釋不同，我認為《路得記》更致力於描繪一種兩性互相影響、彼此回應、共同形塑合宜人生的圖像。路得的主動、拿俄米的洞察、波阿斯的克制與承擔，並非彼此競逐敘事主導權，而是在一連串互動中，藉著家庭的相互支持，逐步生成一條通往救贖的道路。《路得記》既沒有浪漫化任何一方，也沒有將救恩簡化為單一性別的勝利敘事；相反，它呈現的是一種關係性的智慧——在人與人之間，在性別角色的互補與張力中，生命得以被承接，未來得以被開啟。

正是在這至少三個層面的交織之中，《路得記》展現出其持久的神學吸引力。它不以宏大的神蹟震撼讀者，卻在族群邊界、律法實踐與日常關係之中，緩慢而堅定地指向一種更深層的救贖想像。這也是我持續被這卷書吸引，並願意投入心力加以注釋與反思的原因。

我期待在今年下半年能完成《路得記》的注釋寫作，也盼望在研究摩押的歷史與聖經敘事的過程中，更深入思考「被排除者」如何在神的救恩故事中重新被定位。或許，《路得記》最深的力量，不在於它給出快速的答案，而在於它邀請我們重新學習：在邊緣之地，在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中，信仰如何仍然活著，並且持續生成救恩的可能。

（原文及圖片來自作者的臉書帖文，承蒙允准轉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