聖地考古學的歷史

聖地考古學的歷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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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圖是約旦南部的法伊南河谷,展示了新石器時代連續階段的三個遺址:WF16(前陶器新石器時代A,公元前9750–8550年)、Ghuwyer 1(前陶器新石器時代B,公元前8550–6300年)和Tell Wadi Feinan(陶器新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,公元前6300–3500年)。

聖地考古學的歷史(作者:蔡錦圖)

聖經考古學(Biblical Archaeology)的發展,可以遠溯至4世紀羅馬帝國寬容基督教,經歷了數個階段的演變,至今成為一個重要的學科,不僅幫助考古學家和神學家更好地理解聖經,還為大眾提供了更具體的歷史背景,以加深對聖經記載的理解。

公元4世紀,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宣佈寬容基督教,基督教逐漸合法化,並在這世紀末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。隨著基督教地位的上升,朝聖活動開始興起。許多人前往聖地(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區)探察聖經提到的地方,這標誌著早期聖經考古學的起步。當時的探索主要是宗教性質,許多古跡、建築和地標被認為與聖經中的人物和事件相關。

君士坦丁的母親(Helena, 248-330)對基督教信仰很有興趣,對聖地進行了深入的探查,特別是在耶路撒冷。她在耶路撒冷發現了傳說中的「真十字架」,並且推動修建了一些著名的基督教建築,包括聖墓教堂(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),以標記耶穌基督受難、埋葬和復活的地點。君士坦丁也在伯利恆修建了主基督誕生教堂(主誕堂),據信是耶穌出生的地方。這些宗教建築既是信仰的象徵,也是早期對聖地進行實地調查的結果,為後來的考古活動奠定了基礎。從這時候開始,許多人開始尋找並標記與耶穌和使徒時代相關的地點。

在4世紀末,一位名為埃格利亞(Egeria)的西班牙修女在381/2至384年進行了一次聖地朝聖,並詳細記錄了她的旅程。她的《朝聖記》(Itinerarium Egeriae)為後人提供了有關聖地景點的寶貴資料,描述了她所參觀的宗教地點、當地的儀式和風俗。她的記錄雖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考古,但提供了地點和歷史背景的參考。

對於同時代的猶太人來說,他們也開始研究公元1世紀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(Josephus)對猶太戰爭的記錄,提供了有關耶路撒冷第二聖殿的詳細描述,尤其是對當時聖殿的地理和建築構造的解釋。

在7世紀,當阿拉伯帝國征服耶路撒冷和其他聖地時,穆斯林領袖哈里發修建了圓頂清真寺(Dome of the Rock)和阿克薩清真寺(Al-Aqsa Mosque)。這些建築不僅是宗教場所,也是考古學家研究聖地遺址的重要地標,因為它們建在古代猶太聖殿山的位置上。

不過,對於聖地影響深遠的是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期(11-13世紀)。當時歐洲的騎士和朝聖者湧向耶路撒冷,建立了許多堡壘、教堂和城堡,這些建築至今仍保留在聖地,往往標示被認為是聖經某些事情的地點(儘管中間有些是錯誤的),成為中世紀時期的考古遺址。

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興起,歐洲的學術界開始對古代文獻和考古學感興趣。對於聖地的考古,開始從純粹的宗教性質轉向學術研究。旅行者、學者和探險家開始對聖經時代的物質遺產進行系統性探索。這些探險家試圖通過挖掘古老城市、古代遺址和墓地,來證實聖經的歷史記載。雖然這個時期的研究和挖掘方法並不科學,很多發現依賴於文字記載和當地傳統,但為日後更科學的考古學研究鋪平了道路。

聖經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誕生,可以追溯到19世紀。這個時期,西方考古學家開始在中東地區進行更為系統化和科學的考古發掘。英國考古學家奧斯丁·亨利·萊亞德(Austen Henry Layard, 1817-1894)在挖掘尼尼微和巴比倫遺址時,發現了亞述帝國和巴比倫帝國的遺蹟,這些與《聖經》中的記載有密切的關聯。查爾斯·沃倫(Charles Warren, 1840-1927)研究耶路撒冷城牆和水道,對於耶路撒冷歷史研究有廣泛的影響。威廉·弗林德斯·佩特里(William Flinders Petrie, 1853-1942)是埃及學家,在考古學和文物保存方面首創了成體系的方法。他在挖掘中首次使用地層學(stratigraphy)的概念,確立了考古遺址年代的科學方法。隨後對巴勒斯坦許多遺址的研究,都是建基於佩特里的方法學。

20世紀是聖經考古學飛速發展的時期。從上半世紀開始,約翰·加斯唐(John Gartang, 1876-1956)以近代科學方法研究中東地區和聖地考古,尤其是用大量的攝影記錄詳細記錄了他的發掘工作,開啟了另一個新的時代。加斯唐對耶利哥和亞實基倫的研究,也建立了往後對聖地考古的基礎。

1947年,死海古卷(Dead Sea Scrolls)的發現是聖經考古學史上的一大里程碑。這些古卷包含了大量舊約聖經的抄本,證實了聖經文本的古老性和準確性。威廉·奧勃萊(William F. Albright, 1891-1971)對死海古卷的研究,以及大量在考古上證明聖經記載真實的研究,正式奠立了「聖經考古學」(Biblical Archaeology)作為專門獨立學科的基礎。跟著下來的女考古學者凱斯琳·肯楊(Kathleen Kenyon, 1906-1978)被譽為是「地層學女士」(mistress of stratigrpahy),強調對聖地的地層研究,廣泛地探索耶利哥、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等地。此外,埃及、敘利亞、黎巴嫩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各個聖經時期遺址被陸續發掘出土,為聖經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考古證據。例如耶利哥城的遺跡、拉吉(Lachish)信件以及以色列、摩押等地的石碑,都有重要貢獻。

到了20世紀中後期,聖經考古學進一步擴展到城市發展、經濟活動和宗教實踐的研究,這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聖經中的歷史背景。

進入21世紀,聖經考古學繼續蓬勃發展,考古學家利用現代科技如3D掃描、衛星成像和地球物理探測,對聖經遺址進行更為精確的分析與發掘。考古學家不僅關注物質文化的遺跡,還深入研究當時的經濟、社會和宗教生活,以重建聖經時代的整體歷史背景。

聖經考古學對理解聖經有著重要的意義,不僅可以驗證聖經中的歷史事件,還可以提供有關當時社會、文化和宗教實踐的具體證據。聖經考古學使學者和信徒能夠更深入地了解聖經文本背後的世界,對於聖經的理解十分有助。

只要不是把聖地研究變成揚名或籌款的工具,這門學科是很有意義的。盼望華人教會有更多學者投身其中,若神許可,我也期待可以以後有多年的時間,認識這門學科更多。

[在此舉一個考古研究有助理解聖經的例子。《創世記》4:22提到:「洗拉又生了土八‧該隱;他是打造各樣銅器鐵器的工匠。」在考古學上,關於土八‧該隱這個人物沒有直接的發現或證據,但這節經文提到,他是掌握銅鐵加工技術的早期人物。事實上,聖經提到的銅鐵加工技術,確實有考古學支持。在今日的以色列和約旦,發現了一些古代銅礦冶煉場地,這些遺址揭示了當時金屬工具和武器的生產情況,尤其是在約旦的法伊南河谷(Wadi Faynan)遺址。這些銅礦地區表明,在相當早期的人類已經開始掌握金屬加工技術,這與土八‧該隱的技術背景相吻合。聖經的半句話,已經有許多值得探索的地方。]

(圖片及原文來自作者的臉書帖文,承蒙允准轉載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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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作者

蔡錦圖 author

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博士,香港浸信會差會駐德國宣教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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