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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音書的低加坡里（作者：蔡錦圖）

在福音書中，有三節經文提到「低加坡里」：「當下，有許多人從加利利、低加坡里、耶路撒冷、猶太、約旦河外來跟著他。」（太5:25）「那人就走了，在低加坡里傳揚耶穌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眾人就都希奇。」（可5:20）「耶穌又離了泰爾的境界，經過西頓，就從低加坡里境內來到加利利海。」（可7:31）不過，「低加坡里」並不是某一城或某一地區，而是新約時代一個獨特的地理稱謂。

「低加坡里」（Decapolis）的希臘文名稱是 Δεκάπολις（Dekapolis），由兩個部分組成：δέκα（deka，意思是「十」）和πόλις（polis，意思是「城市」）。因此，Δεκάπολις 的字面意思就是「十座城市」。這些城市形成了一個聯盟，擁有希臘化的文化和自治的地位。然而，聯盟的城市數量和名稱實際上可能隨時間變動。

現今通常認為，新約時代的「低加坡里」包括以下十座城市：

1.  加沙拉（Gerasa）：位於約旦的傑拉什（Jerash）。

2.  斯基托波里（Scythopolis）：位於以色列的貝特謝安（Beth-Shean），是唯一位於約旦河西岸的城市。

3.  希坡斯（Hippos，或稱蘇薩塔 Sussita）：位於以色列（戈蘭高地）。  

4.  加大拉（Gadara）：位於約旦的烏姆蓋斯（Umm Qais）。《馬太福音》8:28提到「加大拉人」，但有古卷作「格各森人」。

5.  比撒大（Pella）：位於約旦伊爾比德（Irbid）以西。

 6.  非拉鐵非（Philadelphia）：即現代的安曼（Amman），約旦首都。

7.  卡皮托利亞（Capitolias）或狄俄斯（Dion）：即今日的貝特 拉斯（Beit Ras），位於約旦。

8.  加達拉（Canatha）：位於敘利亞的卡納瓦特（Qanawat）。

9.  拉法納（Raphana）：位於約旦。

10.  大馬士革（Damascus）：現代敘利亞的首都。

從上述可見，「低加坡里」的十城位於相當廣泛的區域，這些城市位於現代的約旦、以色列和敘利亞地區。這些城市擁有共同的希臘文化背景，並在羅馬時代形成了聯盟，彼此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。聯盟中的城市以其羅馬化的建築、劇場、公共浴場等聞名，在古代世界中具有重要的經濟、文化和軍事意義。

在低加坡里的十城中，與新約聖經福音書相關的地區，主要是希坡斯（Hippos）和加大拉（Gadara）。

在《馬可福音》5:1-20 和《路加福音》8:26-39 中提到耶穌趕鬼到豬群裡的事件，耶穌和門徒來到「格拉森人的地方」，這個地點很可能指的是希坡斯或加大拉。

希坡斯位於一座菱形形狀的山上，海拔350公尺，高於加利利海。這是一座重要的城市，可是在公元749年，希坡斯被一場大地震摧毀，從此成為廢墟。直至1950年代，開始進行了多次考古挖掘。出土遺跡包括羅馬浴場、劇場、城市街道、以及大型建築群。其中一個最具意義的發現是希坡斯的教堂遺址，表明這座城市在早期基督教時期成為了一個宗教中心，甚至在拜占庭時期有八座教堂，顯示它對基督徒的重要性。2019年考古學家發現了希坡斯城內一座新發現的門廊，其內部精緻的藝術和結構令人驚嘆，顯示出這座城市的繁榮及其羅馬化的生活方式。

加大拉是以其文化和學術成就著稱，是詩人梅尼普斯（Menippus）和哲學家梅勒格（Meleager）等的故鄉。在《馬可福音》和《路加福音》耶穌趕鬼的故事，有些學者認為這是指加大拉地區。不過，由於地名細節有所爭議，故此是在加大拉或希坡斯，仍然存在疑問。

20世紀以來，加大拉遺址進行了大量考古挖掘，發現了保存完好的羅馬劇場、大街和水道系統。考古學家還發現了加大拉的墓地和其他公共設施，證實了該地區曾是低加坡里最具文化影響力的城市之一。

希坡斯和加大拉這兩座城市，在新約時代的低加坡里聯盟中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宗教影響力。它們是希臘化的城市，擁有羅馬化的生活方式和豐富的學術活動，耶穌卻在這些城方傳教趕鬼，施行救恩。隨著基督教的傳播，特別是在拜占庭時期，它們逐漸融入基督教文化，考古發現的教堂遺址正是這一變遷的見證。

過去我只曾到過希坡斯，也期望將來有機會到加大拉一看。耶穌在《馬可福音》5章對於那個沒有名字者的呼召：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親友那裏，將主為你所做多麼大的事和他怎樣憐憫你，都告訴他們。」（可5:19）正是在福音書中耶穌的首個宣教呼召（比吩咐門徒傳道和頒佈大使命更早），也是我在四十多年前蒙召領受的聖經經文，十分期待可以前去看看。

（圖片及原文來自作者的臉書帖文，承蒙允准轉載）

兩約中間時期猶太人對大先知書的理解（作者：蔡錦圖）

從兩約中間時代（約公元前 5 世紀到公元 1 世紀）開始，猶太人對舊約大先知書的理解深受當時的歷史處境、文化影響以及宗教演變的影響。這一時期，猶太人在波斯、希臘和羅馬帝國的統治下生活，面臨著外來勢力的壓迫和文化衝擊。他們對大先知書（《以賽亞書》、《耶利米書》、《以西結書》）的理解逐漸演變，以應對當時的困境和尋找屬靈的指引。

(1). 期盼彌賽亞的拯救
兩約中間時代，猶太人對彌賽亞的期待越來越強烈。由於遭受巴比倫流亡、波斯統治、希臘化時期的壓迫（特別是安提阿古四世對猶太教的逼迫），以及後來羅馬帝國的統治，猶太人強烈渴望一位救贖者來解救他們脫離外邦的壓制。他們在大先知書中尋找有關彌賽亞的預言，特別是以賽亞書中提到的「受膏者」（如賽9:6-7、11:1-9），以及「神的僕人」（賽53 章），這些經文被理解為他們當時自身的處境，也同時預示未來的彌賽亞王國，期望彌賽亞來臨能夠建立一個和平與公義的時代。
這種期待在馬加比起義時期（約公元前 167-160 年）尤為明顯。雖然馬加比家族在起義後建立了哈斯蒙尼王朝，但這王朝後來的權鬥和腐敗，並未帶來猶太人所期望的永久和平和救贖。猶太人仍然期待著彌賽亞的出現，來實現先知書中所預言的理想王國。

(2). 對民族命運和悔改的強調
大先知書的另一個主要信息是對猶大和以色列命運的描述，以及強調悔改和神的審判。在兩約中間時期，猶太人從流亡歸回後，仍然感受到被外邦勢力控制的壓力。他們理解到，先知書中對過去審判和毀滅的預言，不僅是一種歷史事實的紀錄，更是提醒他們要悔改並持守與神的約，以免再次遭遇審判。
關於猶太民族的未來，莫過於耶利米先知的提醒，對猶太人深具影響。在《耶利米書》中提到的對猶大罪惡的譴責和被擄的警告（如耶7:1-15），被視為猶太人應當悔改和回到神的誡命之下的提醒。而耶利米對被擄之後歸回的預言（如耶29:10-14，這一段被擄七十年的預言，對猶太人如何理解先知信息極具影響）也成為他們繼續盼望的根基。

(3). 對重建聖殿和神同在的渴望
《以西結書》對聖殿的描述（結40-48 章），在兩約時代具有特別的意義（我在最近撰寫的一部關於大先知書的著作中，置放了相當多篇幅在這一段經文的討論）。雖然猶太人在波斯帝國的允許下建造了第二聖殿，但這座聖殿無法與所羅門的聖殿相比，且神的榮耀是否回到了聖殿在猶太人心中，仍然是一個疑問。《以西結書》對聖殿恢復和神榮耀回歸的異象，成為猶太人對未來神再次親臨他們中的盼望。
這種對神同在的渴望，表現在第二聖殿時期的宗教活動中，包括嚴格遵守律法、擴展猶太會堂的作用，以及對聖殿禮儀的重視。此外，一些猶太教派如愛色尼派（Essenes）認為當前的聖殿不純潔，他們選擇離開耶路撒冷，居於曠野之中，期待一個更純潔的祭司秩序和未來榮耀的聖殿。

(4). 對外邦和未來審判的理解
兩約中間時期，猶太人也深刻地思考先知書中有關外邦的預言。例如，《以賽亞書》和《以西結書》對外邦列國的審判預言（如賽13-23 章；結25-32 章），被理解為神最終會審判那些敵對祂子民的國家，並在末世建立祂的國度。這成為猶太人對未來的希望，即使面對外邦勢力的強大和壓迫（尤其是在公元前2世紀和公元70年的猶太獨立運動），他們仍相信神最終會伸張正義。
在此期間，末世論的思想開始盛行，認為世界將進入一個末世性的轉折點，神會派遣祂的使者來執行審判，並建立一個新天新地的和平國度。這種思想反映在以後的一些猶太經典作品中，如《以諾書》等。

(5). 預言與啟示文學的興起
由於希臘化時期和羅馬時期的文化影響，猶太人對先知書的理解不僅局限於字面解釋，還包括更多的象徵和啟示性理解。例如，大先知書中的異象，如《以賽亞書》的「新天新地」（賽65:17），《以西結書》的「枯骨復活」（結37:1-14），在兩約時期被理解為末世的預兆，指向猶太民族在終末時代的復興。這種啟示性理解，進一步促成了啟示文學的興起，這類作品通過象徵性和隱喻性的語言描繪末世，對大先知書中的信息進行了延伸和再詮釋。

儘管兩約中間時期的猶太人宗教有不同派別，但他們對先知書的理解，逐漸成為他們的信仰重點。在公元前2世紀的《死海古卷》中，發現了多卷有關大先知書的抄本，顯示了先知書在第二聖殿時期的角色。其中《以賽亞書》擁有一卷完整的抄本，發現於昆蘭洞穴 1 中，是《死海古卷》中保存最完整的經卷之一（上圖是在以色列死海古卷博物館中的藏本，它的複印版本曾在香港展出）。這卷經文約寫於公元前 2 世紀，提供了非常接近我們現有的希伯來聖經的文本，顯示出當時以賽亞書的流傳情況。在昆蘭的第 4 洞中發現了幾份《耶利米書》的抄本片段，存在一些版本差異，尤其是在耶利米書的長度和結構上，顯示當時有不同的版本傳統。至於《以西結書》的抄本，尤其是從昆蘭第 4 洞中出土的片段，雖然不像《以賽亞書》那樣完整，但也幫助學者研究以西結書的文本傳統。除了以上的抄本片段，昆蘭還出土了一些非正典的文本，這些文本引用了大先知書的內容或進行了解釋，反映了大先知書的影響力。

（圖片及原文來自作者的臉書帖文，承蒙允准轉載）

聖地考古學的歷史（作者：蔡錦圖）

聖經考古學（Biblical Archaeology）的發展，可以遠溯至4世紀羅馬帝國寬容基督教，經歷了數個階段的演變，至今成為一個重要的學科，不僅幫助考古學家和神學家更好地理解聖經，還為大眾提供了更具體的歷史背景，以加深對聖經記載的理解。

公元4世紀，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宣佈寬容基督教，基督教逐漸合法化，並在這世紀末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。隨著基督教地位的上升，朝聖活動開始興起。許多人前往聖地（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區）探察聖經提到的地方，這標誌著早期聖經考古學的起步。當時的探索主要是宗教性質，許多古跡、建築和地標被認為與聖經中的人物和事件相關。

君士坦丁的母親（Helena, 248-330）對基督教信仰很有興趣，對聖地進行了深入的探查，特別是在耶路撒冷。她在耶路撒冷發現了傳說中的「真十字架」，並且推動修建了一些著名的基督教建築，包括聖墓教堂（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），以標記耶穌基督受難、埋葬和復活的地點。君士坦丁也在伯利恆修建了主基督誕生教堂（主誕堂），據信是耶穌出生的地方。這些宗教建築既是信仰的象徵，也是早期對聖地進行實地調查的結果，為後來的考古活動奠定了基礎。從這時候開始，許多人開始尋找並標記與耶穌和使徒時代相關的地點。

在4世紀末，一位名為埃格利亞（Egeria）的西班牙修女在381/2至384年進行了一次聖地朝聖，並詳細記錄了她的旅程。她的《朝聖記》（Itinerarium Egeriae）為後人提供了有關聖地景點的寶貴資料，描述了她所參觀的宗教地點、當地的儀式和風俗。她的記錄雖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考古，但提供了地點和歷史背景的參考。

對於同時代的猶太人來說，他們也開始研究公元1世紀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（Josephus）對猶太戰爭的記錄，提供了有關耶路撒冷第二聖殿的詳細描述，尤其是對當時聖殿的地理和建築構造的解釋。

在7世紀，當阿拉伯帝國征服耶路撒冷和其他聖地時，穆斯林領袖哈里發修建了圓頂清真寺（Dome of the Rock）和阿克薩清真寺（Al-Aqsa Mosque）。這些建築不僅是宗教場所，也是考古學家研究聖地遺址的重要地標，因為它們建在古代猶太聖殿山的位置上。

不過，對於聖地影響深遠的是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期（11-13世紀）。當時歐洲的騎士和朝聖者湧向耶路撒冷，建立了許多堡壘、教堂和城堡，這些建築至今仍保留在聖地，往往標示被認為是聖經某些事情的地點（儘管中間有些是錯誤的），成為中世紀時期的考古遺址。

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興起，歐洲的學術界開始對古代文獻和考古學感興趣。對於聖地的考古，開始從純粹的宗教性質轉向學術研究。旅行者、學者和探險家開始對聖經時代的物質遺產進行系統性探索。這些探險家試圖通過挖掘古老城市、古代遺址和墓地，來證實聖經的歷史記載。雖然這個時期的研究和挖掘方法並不科學，很多發現依賴於文字記載和當地傳統，但為日後更科學的考古學研究鋪平了道路。

聖經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誕生，可以追溯到19世紀。這個時期，西方考古學家開始在中東地區進行更為系統化和科學的考古發掘。英國考古學家奧斯丁·亨利·萊亞德（Austen Henry Layard, 1817-1894）在挖掘尼尼微和巴比倫遺址時，發現了亞述帝國和巴比倫帝國的遺蹟，這些與《聖經》中的記載有密切的關聯。查爾斯·沃倫（Charles Warren, 1840-1927）研究耶路撒冷城牆和水道，對於耶路撒冷歷史研究有廣泛的影響。威廉·弗林德斯·佩特里（William Flinders Petrie, 1853-1942）是埃及學家，在考古學和文物保存方面首創了成體系的方法。他在挖掘中首次使用地層學（stratigraphy）的概念，確立了考古遺址年代的科學方法。隨後對巴勒斯坦許多遺址的研究，都是建基於佩特里的方法學。

20世紀是聖經考古學飛速發展的時期。從上半世紀開始，約翰·加斯唐（John Gartang, 1876-1956）以近代科學方法研究中東地區和聖地考古，尤其是用大量的攝影記錄詳細記錄了他的發掘工作，開啟了另一個新的時代。加斯唐對耶利哥和亞實基倫的研究，也建立了往後對聖地考古的基礎。

1947年，死海古卷（Dead Sea Scrolls）的發現是聖經考古學史上的一大里程碑。這些古卷包含了大量舊約聖經的抄本，證實了聖經文本的古老性和準確性。威廉·奧勃萊（William F. Albright, 1891-1971）對死海古卷的研究，以及大量在考古上證明聖經記載真實的研究，正式奠立了「聖經考古學」（Biblical Archaeology）作為專門獨立學科的基礎。跟著下來的女考古學者凱斯琳·肯楊（Kathleen Kenyon, 1906-1978）被譽為是「地層學女士」（mistress of stratigrpahy），強調對聖地的地層研究，廣泛地探索耶利哥、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等地。此外，埃及、敘利亞、黎巴嫩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各個聖經時期遺址被陸續發掘出土，為聖經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考古證據。例如耶利哥城的遺跡、拉吉（Lachish）信件以及以色列、摩押等地的石碑，都有重要貢獻。

到了20世紀中後期，聖經考古學進一步擴展到城市發展、經濟活動和宗教實踐的研究，這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聖經中的歷史背景。

進入21世紀，聖經考古學繼續蓬勃發展，考古學家利用現代科技如3D掃描、衛星成像和地球物理探測，對聖經遺址進行更為精確的分析與發掘。考古學家不僅關注物質文化的遺跡，還深入研究當時的經濟、社會和宗教生活，以重建聖經時代的整體歷史背景。

聖經考古學對理解聖經有著重要的意義，不僅可以驗證聖經中的歷史事件，還可以提供有關當時社會、文化和宗教實踐的具體證據。聖經考古學使學者和信徒能夠更深入地了解聖經文本背後的世界，對於聖經的理解十分有助。

只要不是把聖地研究變成揚名或籌款的工具，這門學科是很有意義的。盼望華人教會有更多學者投身其中，若神許可，我也期待可以以後有多年的時間，認識這門學科更多。

［在此舉一個考古研究有助理解聖經的例子。《創世記》4:22提到：「洗拉又生了土八‧該隱；他是打造各樣銅器鐵器的工匠。」在考古學上，關於土八‧該隱這個人物沒有直接的發現或證據，但這節經文提到，他是掌握銅鐵加工技術的早期人物。事實上，聖經提到的銅鐵加工技術，確實有考古學支持。在今日的以色列和約旦，發現了一些古代銅礦冶煉場地，這些遺址揭示了當時金屬工具和武器的生產情況，尤其是在約旦的法伊南河谷（Wadi Faynan）遺址。這些銅礦地區表明，在相當早期的人類已經開始掌握金屬加工技術，這與土八‧該隱的技術背景相吻合。聖經的半句話，已經有許多值得探索的地方。］

（圖片及原文來自作者的臉書帖文，承蒙允准轉載）

客西馬尼  （作者：小種子）

客西馬尼（希臘語Γεθσημανι Gethsēmani；希伯來語：גת שמנים Gat Shmanim，גת 解作「酒醡」； שמנים 解作「各種油」）位於橄欖山下的汲淪谷，是耶路撒冷一個種植了很多橄欖樹的果園，它在希伯來文的意思為「榨油器」（「油」指橄欖油），也就是把橄欖榨出油的地方。現今有兩處地方都被視為是它的故址。一是屬於天主教方濟會的萬國堂，在堂內壇前有一塊大石，相傳是耶穌禱告的地方，在堂外左邊有一個花園，園中有三棵千年以上的橄欖樹，按照史學家約瑟夫的說法，在公元70年羅馬人攻下耶路撒冷前已經把樹砍光了，可是橄欖樹的枝子砍下後又變成主幹、在同一棵母樹上再長成樹，有人認為這花園就是客西馬尼園。另一地方是在其北面，那裏有一座希臘東正教聖母墓的大教堂，在其大門右方有一條窄巷，可通往一個洞窟。窟內存有一套榨橄欖油用的榨油器具和一座水井，因此亦有人認為這地方才是真正的客西馬尼園。

《馬太福音》及《馬可福音》記載耶穌到客西馬尼禱告（太26:36，可14:32）；而《約翰福音》就將它稱為「一個園子」（約18:1），是主與門徒屢次聚集的地方（約18:2）。這裏也是耶穌被賣遭拘捕之前，最後一晚和他的門徒禱告的地方，路22:44記載當時「耶穌非常痛苦焦慮，禱告更加懇切，汗如大血點滴在地上。」橄欖須要受沉重的壓力才能壓出油，耶穌就好像橄欖要成為橄欖油，必須先被破碎，承受身心靈的煎熬，最後他選擇的不是照自己的意思，而是成全父的旨意（太26:42，可14:36，路22:42）。

「客西馬尼」對我們最大的提醒，就是耶穌願意把天父的旨意放在自己的心意之上，以致他肯承受艱難中的壓力和痛苦。今天我們願意先求天父的國和天父所要的義嗎？求主幫助我們，讓耶穌在客西馬尼的禱告也成為我們的禱告。